易卜生并不限于某个历史时代或社会问题，“我的著作属于未来”。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文学大师留下了很多经典，但我们总是拿来恶搞。如果阿瑟·米勒活着的时候到中国，被问及最多的肯定是前妻玛丽莲·梦露而不是《推销员之死》。如果亨利克·易卜生到中国发现“娜拉”成了性感版，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变为大胸母后乱伦太子，他也许会气得吐血，像浪子培尔·金特一样感叹：“东方践踏了它的游吟诗人……绝对理性在昨天晚上十一点寿终正寝啦。”
　　易卜生一生写了26部戏剧和一部诗集，2／3挪威人和1／6丹麦人血统，他和莎士比亚的剧作是世界上演出最多的，并从19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经鲁迅的“娜拉走后怎么办？”传播，是影响知识分子最大的现代戏剧之父。
　　去年是“易卜生年”，很多国家都举办活动纪念易卜生(1828－1906)逝世一百周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国家图书馆摆着以易卜生作品中女性形象为主题的雕塑，他最后17年每天中午12点准时喝咖啡的大饭店是旅客必游之地。在故乡希恩，中心广场竖立着易卜生的巨大雕像：发须浓密，双眉紧蹙，眼睛凝视远方，一副愤世嫉俗的倔强模样。尽管没有像北大的塞万提斯雕像一样，易卜生也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理想的象征。
　　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印着易卜生的头像。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难道易卜生也有份“这么多的弊病”？他有什么样的经历？长了一双怎样好奇、深邃、悲悯的眼睛？可是，易卜生的一生并未大起大落，也没有多少戏剧性，他像挪威抒情诗人安德烈·伯尔凯讴歌的那样：“你怎么写出了激情似火的篇章，而你的生活却如此平淡无奇？”　易卜生在他的窗边度过了最后几天，好奇地观察过往行人，有几分将这些真人同他可能创造出来的人物相混淆。　　易卜生的名言是“写作就是去看”，里尔克充满感情地说，“由于你的天性要求你去揭露，而不是塑造图形，或者发表演讲，你就想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你要独自一个把你自己通过试管观察到的那些琐屑细节放大，让所有的人看到。于是，你的戏剧诞生了。”
　　胡适写过一篇《易卜生主义》(1918年《新青年》杂志《易卜生专号》)，“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用“易卜生的眼睛”来看，易卜生在中国经历了多重误读：从“五四”后的妇女解放到解放后的对他戏剧艺术形式的兴趣超过社会批判精神，从80年代争论他是否过时到90年代活跃，几代的戏剧人欧阳予倩、洪深、田汉、曹禺、林兆华等作为“中国的易卜生”，《玩偶之家》(原名《现代悲剧笔记》)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之一，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有诸多新版本，如杭州越剧版《海达·高布乐》、上海京剧版《培尔·金特》、探弋版《群鬼》、香港版《野鸭》、濮存昕和陶虹主演的《建筑大师》等。
　　易卜生并不限于某个历史时代或社会问题，“我的著作属于未来”。在《野鸭》中，人靠必要的谎言活着。在《社会支柱》结尾，“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是社会的支柱！”2006年夏天在上海的奥斯陆峡湾之都展览会上，对着镜头喊一声“Oslo”就能出来快照，好玩，就像浓缩了易卜生的一生“易卜生的眼睛”展览，他仿佛在说：“我生在挪威，但是论气质，我是世界公民。”